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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丨尹俊: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中新社北京12月8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专访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中新社记者 李双南

  编者按:

  现代化,一场跨越数百年、关涉五大洲的全球社会大转型,贯穿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给世界带来巨变。中国,无疑也是这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的现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现代化模式的创新?其本质要求究竟为何?为何能打破“历史终结论”?“东西问”特稿专栏藉此推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策划(二),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进行解读。

  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中国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有何差异?中国式现代化有哪些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感叹: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您的研究而言,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何在?

  尹俊: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经济奇迹,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是经济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中国经济之所以具有复杂性,既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各地区差异较大等特殊国情,也因为新中国7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不能简单用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转型”来概括,突出表现为两类转型的叠加。

  一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体制转型。第一次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转为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完成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发展转型,即从“重工业优先发展”,到“经济高速增长”,再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叠加的双重转型道路,也可概括为“转轨发展”,即“在转轨中发展,在发展中转轨”,这就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复杂性。

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图为首钢园展区。牛云岗 摄
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图为首钢园展区。牛云岗 摄

  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

  尹俊: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一些先驱者就已开始探索或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直到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现代化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按照中国人民的意志去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短短六个字,内涵非常丰富,既意味着现代化的目标是中国式的,也意味着现代化的手段是中国式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手段与目标的双重结合。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呢?除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追求的“民富”“国强”的一般性目标之外,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初心使命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更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把人的物质和精神协调发展、人的幸福生活、人民的福祉作为现代化的中心目标来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维度的。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呢?与时俱进地擘画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确定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和战略目标,并为之接续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鲜明特征和独特优势。打个比方,西方国家政党推动现代化的手段类似“擂台赛”,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接力赛”,因而能够做到“积跬步而至千里”。

市民在苏州金鸡湖畔跑步健身。王建中 摄
市民在苏州金鸡湖畔跑步健身。王建中 摄

  中新社记者: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探索,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之处?

  尹俊:现代化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文明和工业文明,几百年来,简而言之,世界各国现代化成与失的规律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现代化的失败可能在于迷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或标准,现代化的成功必然取决于“一般性”规律与“特殊性”国情相结合下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因此,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其他国家在现代化“一般性”方面的探索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但是现代化“特殊性”方面的探索是无法直接借鉴的。

  何谓“一般性”规律?比如各国现代化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工业化、城镇化为动力,以人的福利为目标。这方面的“一般性”体现在各国之间可以相互比较。比如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无非是通过总产值、国民收入(或人均总产值、人均国民收入)、工农业产值的比例、城乡人口比例、某些工业品的绝对产量(或人均产量)等经济指标来区分是否实现了经济现代化。

  但现代化也有“特殊性”。比如各国要因时因地制宜,建立适应本国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符合本国国情特点的上层建筑。与经济现代化不同,各个国家的制度差异很大,并且难以像基数或者序数一样比较。换言之,没有一个制度现代化的标准。遗憾的是,历史上人们往往想当然地,把已经实现经济现代化国家的制度作为制度现代化的标准。这一观点或者偏见,主要受发展主义思潮影响。为了便于抽象研究,发展主义的主流思潮试图把现代化的一切问题都归于纯物质利益的分配,比如把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的问题,转化为物质利益在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中的分配问题。对于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如贫富不均、失业、环境破坏、种族冲突、军备竞赛、战乱等,则认为可以被物质发展的成就所掩盖;或者说,只要物质经济发展了,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而漫长的世界现代化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生搬硬套其他国家现代化路径的国家,注定无法成功。

航拍雄安新区郊野公园秋景。韩冰 摄
航拍雄安新区郊野公园秋景。韩冰 摄

  中新社记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补课论”、“趋同论”和“创新论”。为何您的著作赞同“创新论”?

  尹俊:改革开放以后,曾经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中国是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得不回转头来“补资本主义的课”,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种“补课论”的错误在于,184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实践已经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灵活创新体制机制,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奠定向高级阶段迈进的物质基础。

  另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以后会越来越不明显。这种“趋同论”的错误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行的,是同资产阶级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分配原则根本对立的。即使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甚至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仍不同,比如资本主义难以摆脱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问题,而社会主义有制度优越性。

尹俊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受访者供图
尹俊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受访者供图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创新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包括制度的不断完善,是一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也会带来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我们不能辜负这一时代。(完)

  专家简介:

  尹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式现代化、五年规划、习近平经济思想、数字时代的组织管理等。已出版《中国式规划》《经济低碳化》《中国新型城镇化之路》《领导力的本质》等著作,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等国际高水平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其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综述和提炼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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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出感情牌、上演黑科技——用工大省打响开年“抢人第一战”******

  新年伊始,“抢人大战”成为多地的开年“第一战”。在浙江,一些企业代表称,今年的“抢人大战”比往年来得更早,相关政策给企业的支持力度也特别大。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和用工大省,省外劳动力规模超过2200万。2022年12月以来,浙江各地企业订单回暖,不少企业春节后的订单已经排满,但用工方面仍存在缺口,浙江各地政府部门想方设法强化企业用工保障、稳定企业生产经营。

  春节前,浙江多地已经开始行动,如嘉兴通过县市联动远赴云南、河南等省开展劳务协作对接,温州16家企业携2700余岗位组团赴贵州“抢人”,抢抓春节前员工返乡在家“黄金期”。

  春节期间,通过稳岗留工,浙江全省有1127家重点骨干企业不停产,320个重点项目不停工。

  从“老乡带老乡”到大数据上阵

  为了打好开年用工“抢人大战”,浙江省各地使用浑身解数,湖州市亮出“感情牌”,杭州市则用上了“黑科技”,“抢人大战”不断升级。

  春节前夕,在湖州工作的潘吉兵回到老家贵州省三都县。正筹备年货时,湖州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不辞辛苦到他家拜年。他与妻子已经在湖州务工十年,在安吉县的一家海绵厂工作。

  工作人员为潘吉兵送上了500元过节慰问金,感谢他在湖州的勤恳努力,令他十分感动,“湖州真是一个特别有人情味的城市。”他说,“年后回湖州时,我要把老乡们都叫来,还要让儿子也来湖州工作!”

  “我们打‘感情牌’,关心老员工,让他们用亲身体验去推介湖州,这样的吸引力更大。”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书记、副局长丁会强说,如今,通过“老乡带老乡”的方式更能吸引求职者。

  杭州市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则通过“城市大脑”,对在杭参保的外来务工人员进行大数据分析排序,并与排名靠前的多个劳务输出地区建立了合作关系,会定期将用工需求发给当地就业服务中心。

  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电话采访时,绍兴市人社局副局长王奋正在出差招工的高铁上。从大年初七开始,绍兴市就组织重点企业赴四川、贵州、云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重庆、河南等9个劳务输出大省开展劳务协作,在全国27个地方开展驻点招工。值得一提的是,看不见的“大数据”也在为招工工作提供支持。

  过去,组织春节务工人员包车或者专列,主要靠接热线,哪个地方打来的电话多,就安排去哪里的专列和专车。这几年,随着浙江数字化改革推进,数字化工具和应用为政府工作提供助力。绍兴通过大数据对比,筛选出在绍兴缴纳社保的外地务工人员,对于在绍兴过春节的外地务工人员,精准推送消费红包,让他们在绍兴安心过年;对于返乡的外地务工人员,则根据大数据分析出人数较多的地区,安排专列或者专车。据介绍,这些数据的使用要遵守《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对公共数据安全的有关规定。

  跨省招工重头戏集中上演

  在浙江,“抢人大战”早在农历新年前就已展开,并打出一套“留工、接返、招工”的组合拳。

  2022年12月中旬,浙江省人社厅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元旦春节期间企业稳工稳产并开展对留浙过年省外员工温暖关爱行动的通知》,提出开展送温暖送关爱活动、加强生产要素调度引导、开展劳动力余缺调剂等稳工稳产18条措施,“以务实行动稳产、以真金白银留工”。

  “春节期间我们压力挺大的,很多员工都回家了,但工厂没停工。”绍兴弗迪电池有限公司人事负责人杨璟说,“共享用工”模式帮助他们缓解了春节期间工人短缺的问题。

  为全力保障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重点工程不停工、不停产,绍兴市上线了全市劳动力调剂服务平台,通过政企联手,用“共享”商业模式盘活人力资源。杨璟招募了1000多位工人在春节期间支援工厂生产。

  杨璟也坦言,这些工人春节后要返回自己岗位。年后,工厂仍面临着人力资源紧缺问题。

  因此,精准保障节后员工有序返岗同样很重要。

  1月30日,周丕文坐上了从四川广元直达浙江杭州的“点对点”返岗专机,这是春节后落地杭州的首趟农民工专机,也是周丕文第二次乘坐免费包机返岗。“下午1点出发,3个小时就能到达杭州萧山机场。”这趟专机上还有50多名和他一样的广元籍务工者。

  为了让更多员工顺利返岗,浙江各地都出台了鼓励专车、专机接返员工的政策。杭州市规定,1月21日至2月5日,企业租用(含合租)大巴车跨省“点对点”组织非杭州市户籍员工返岗且符合补贴条件的,按包车费用的50%给予包车返岗补贴,每家企业最高补贴20万元。

  1月15日,正值南方小年,湖州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带两支先遣队赶赴贵州和湖南。他们带着160家重点用工企业的近万个岗位,通过开展劳务协作及人才交流活动,为节后复工复产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之前看到浙江企业在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第一时间出海开拓市场拼订单,没想到,你们‘抢人’也这么快。”在湖南湘西,吉首大学负责招生就业工作的高昆老师说。

  1月28日,正月初七,浙江各地的跨省招工重头戏集中上演。

  在四川广安,浙江省人社厅组织杭州、宁波、温州、湖州等地举办专场招聘活动,提供就业岗位1.1万余个。

  “带来的登记表格都不够填了,微信也都加满了应聘人员。”湖州睿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人事经理吴倩感受到今年招工的火爆。

  在湖南湘西,杭州市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徐明带着20多家企业的负责人组团“抢人”,此行,他们带去了180多个工种、2600个岗位的就业机会。

  “大家都还没买到返程票呢!”三元电子科技负责人许佳薇介绍,由于正值春运返程高峰,他们一行人出发时返程票即已售罄。但他们更担心能否招到人,“每个人都拉着大行李箱,放满了公司的招聘海报和宣传单页,就希望能招到更多人。”

  1月29日,由浙江省绍兴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带队在四川乐山举行的第一场招聘会上,绍兴弗迪电池有限公司人事负责人杨璟遇到一位迫不及待想去绍兴工作的求职者。

  “我暂时买不到票去绍兴,你们岗位要给我留着名额,不能不要我啊!”

  “大哥,你放心,我们要招3000人!名额有的。”

  不止于“抢人”,更在于长远眼光

  浙江各地频出“抢人”组合拳,缘于今年经济快速向好的发展势头。

  “今年是招聘压力最大的一年,我们普工就要招200-300人。”鸿星科技人事负责人张艳群介绍说。这是全球排名前十的石英晶体元器件品牌生产商,在浙江多地都有投资布局。他们在招的既包括工资6000-8000元的普工,也有工资更高的工程师等岗位。

  绍兴弗迪电池有限公司要招聘3000多人,公开资料显示,这家公司主要负责生产比亚迪DM-i车型专用刀片电池。

  公司人事负责人杨璟称,2022年6月公司生产线正式运行,目前形势向好,公司正在不断增加产能,接下来还将新开两条产线,用工需求较大。为此,公司“同时派出了12个招聘小组”,奔赴全国各地,现在每天都有100多人入职。

  一些负责招聘的人员同时发现,如今劳务输出大省的务工人员“在家门口就业”成为新趋势。

  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底,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达90.7%。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1月至10月,全省农民工转移就业2639.4万人,新增返乡入乡创业6.7万人,农民工经济总量突破1.4万亿元。

  1月29日,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书记、副局长丁会强在四川广安的招聘会上注意到,当地人对于湖州企业南洋电机颇有兴趣。

  湖州南浔在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中对口协作四川广安。2019年以来,湖州的南洋电机、沃克斯电梯等企业在广安当地投资建厂。南洋电机广安分公司综合办主任段坤介绍,分公司今年在四川广安有100多个用工缺口,整体薪资在3000-6000元左右。

  一些务工人员表示,虽然相较浙江工资稍低,但“在家门口就业”对他们来说特别有吸引力。对于劳务输入地区来说,这意味着稳岗留工难度不断加大,需要提升其对人才的吸引力。

  因而,“抢人”不止于此时此地,更要坚持“长期主义”。湖州人社部门与多个劳务输出地区的高校建立了校企合作平台。推进湖州用工企业与当地高校对接合作,促成校企双方建立长期技能人才培养和输出协作关系。

  “我们不仅仅是招聘员工,更让大家有机会去学习新的做法和理念,以后可以反哺家乡建设,助力实现乡村振兴。”丁会强说。

  (中国青年报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刘胤衡 记者 蒋雨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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